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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或成未来生力军,行业组织任重道远
2015/7/13 10:17:00      来源:《中国安防》    作者:

  今年3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方案》,其中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取消强制性的地方标准和强制性的行业标准,全部整合成国家标准。

  今年3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方案》,其中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取消强制性的地方标准和强制性的行业标准,全部整合成国家标准。但是涉及公安行业和生产安全的暂时维持现状;二是明确了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之外团体标准的地位,而且鼓励行业协会、联盟、技术组织制定自己的团体标准。从此两点不难看出,首先,包括安防行业在内的团体标准的重要性在未来无疑会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其次,龙头企业和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非官方机构会成为标准制定的生力军。那么究竟团体标准会对安防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协会、企业又该如何顺势而为?非常值得行业人士深入探讨分析。
  参与嘉宾: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标准部经理张希明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线总工朱兵
  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魏一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总监李渊
  栏目主持:[本刊记者]高勇
  《中国安防》:您认为团体标准地位的被认可是否会极大推高企业参与制定标准的热情,为什么?
  张希明:《方案》将现行由政府单一供给的标准体系,转变为由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共同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其中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共同构成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体系。由此团体标准这一概念首次通过规章的法律形式式获得认可,这无疑对于企业参与团体标准制定的积极性有极大地推动作用。
  但仅仅是承认了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还不足以持续地激发企业在团体标准上的投入。因为团体标准的生存土壤是市场,而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内市场已经习惯了由政府牵头制定标准并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推行标准。那么如果政府不能做到简政放权,仍然将市场对标准的需求全盘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团体标准仍旧没有机会真正获得市场的认可。企业的投入没有回报,自然不可能产生工作热情。因此要想企业持续投入热情参与到团体标准制定工作,除了给予团体标准相应的法律地位以外,还需要政府把该放的开放到位,把应该由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制定的标准下放给企业,激发市场企业活力。
  企业是不是有激情参与标准制定,取决于企业是不是有给用户带来实用价值的核心专利技术。如果没有给用户带来实用价值的核心专利技术,不会被用户认可,制定标准就没有生命力。
  魏一:企业参与标准的积极性是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的。团体标准可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企业在标准工作上的投入与最终回报的匹配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团体标准地位被认可,有行业协会来牵头,但与政府主管部门之前一样,企业同样会纠结于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团体标准只能有限提升但并不能根本改变企业参与标准的积极性。
  《中国安防》:团体标准被认为是其他类型标准的有益补充,但是目前我国安防行业内的团体标准却并不多见,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希明: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安防企业的标准工作水平普遍还不高,缺乏核心专利技术,还没有形成这方面的工作意识。由于安防行业的特点,长期以来本行业的标准主要由公安、交通等政府部门牵头制定,包括产品的检测认证机构也与相应的政府部门有紧密联系。而在诸如平安城市这类大型政府项目中,地方政府很自然地优先采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制定的标准,这就造成政府主导的标准构成了安防市场的主要标准门槛。企业只要按照这些政府主导的标准设计产品即可,顶多在性能参数上尽量做优化,没有动力再去制定能体现更多竞争力的团体标准。权力部门不自觉对市场的主导,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
  上面提到两点原因相辅相成。企业依赖于政府出面主导标准制定工作,自己的标准工作的认识和工作水平就无法真正得到提高,反过来因为能力有限就更加难以主导标准制定工作。
  朱兵:要使得产业中的角色认知一项标准带来的利益,是需要非常大的资源投入,这显然是分散性的安防企业所不能及的。为了实现一个新标准的产业化,标准所能带来的愿景和公共利益,是需要非常大的资源投入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这种资金、人力、甚至是推倒重来的反复,显然是当前安防行业绝大部分的技术企业难以预见和承受的。
  《中国安防》:根据国际经验,团体标准往往是由龙头领先企业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制定执行的,但是事实上往往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那么在您看来,在团体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朱兵:标准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尤其对于医药和通信两个领域影响最为显著,安防行业开始重视标准其实是日渐成熟的标识。在电信业,厂商通过标准和专利授权来实现对研发投资的保护,其背后的原则与医药行业其实是相通的,因为没有合理的专利授权收入,就没有人有动力去投资从事研发。
  开发一种新药一般需要10~15年,花费约90~130亿元人民币。作为回报,制药商在专利有效期内拥有排他性的垄断销售权。这是医药行业保护自己投资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一保护机制不存在,就不会有人研制新药。但这一封闭市场的保护机制不适合电信业或者安防业。想像一下,如果你的电信运营商使用的是爱立信基站,你就无法给一个使用华为无线技术的运营商的用户打电话——很庆幸,这样的场景并不存在,安防行业也需要通过标准努力消除人为的障碍。
  张希明:团体标准组织的成员可能是上下游企业,也可能是关联企业,但更多情况下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而制定标准的过程本身却是一个存异求同的过程。存在竞争的企业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这种利益可能来自于多方面,比如技术、资源上的互补,降低竞争成本,或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其他的标准组织等。无论如何,既然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自发地参与到同一个团体标准的制定中去,为保证标准工作效率和质量,以及最终团体标准的执行效果,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标准组织应该有清晰的组织架构。组织架构是分工和协作的体现。清晰的组织架构让各工作小组之间的权责一目了然,也有利于内部和外部的工作协调。二是标准组织应该有明确的组织章程和会员协议。组织章程规定的是标准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所有组织成员的行为准则。而会员协议更加具体地规定了组织成员的权力和义务。三是标准组织内部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包括起草、讨论、征求意见和表决等项目应该最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公正,并且对组织成员公开。除非组织章程另有规定,对每一个组织成员的提案和意见应该做到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对待。只有确保形式上的公平、公正,才有可能取得一个共赢的结果。以上提到的三点仅是一些形式上需要注意的问题。归根到底只有团体标准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本着“把蛋糕做大”的心态参与到标准制动中来,才能制定出产业链共赢,被市场认可的标准。反之如果每个企业只考虑到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团体标准很可能最终难产。
  即使在发达国家,多个企业会因为利益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形成不同的标准,并推向市场,进行博弈,让市场做出选择。市场也一定会做出合适选择,这就是市场本身的魅力。
  魏一:无论是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现在很多都是以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来制定。当年通信标准大多也是三大运营商——华为、中兴、大唐等企业为主力,而安防标准的编制单位也多见行业龙头的身影。这些企业参与标准编制,虽然主要是为了行业的共同利益,但或多或少会考虑到自身企业的利益,因此在编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基于自身利益而引起的争论。但毕竟标准制订过程中还是有主管部门和专家在把关,比如在通信标准中的工信部、安防标准中的公安部以及标委会秘书处都会来平和这些争论,再加上专家的力量,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今后在团体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牵头单位是协会、学会这些民间组织,企业间的争论可能会更多,协调难度更大。因此我建议,协会作为牵头方,应该在标准立项的审定、参与企业的选择、标准工作的组织、专家的评审等方面要向行业主管标准化的组织学习、取经。即不能放的太开,要不就会出现各说各话、一盘散沙;也不能管的太死,人为设置很多门槛,让企业参与积极性降低。总体而言,协会要积极提升自身在标准方面的能力,可以聘请一些专业人士来主导,另外也要积极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这样才能有张有弛,搞好团体标准工作。
  李渊:团体标准制定首先要有团体,团队可以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也可以是临时性组织。大家能坐到一起来制定标准,必然是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利益大于冲突。制定标准的过程就是企业自我调节、互相协调、互相平衡的过程。
  《中国安防》:在业内人士眼中,领先企业必须承担起标准制定的责任,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安防领域,您认为有哪些标准是企业当下可以操作执行的?
  魏一:就我所知,视频监控领域的标准,主要还是由主管部门在负责主导,领先企业大多会积极参与,但参与程度不如通信行业的华为、中兴那么高。而要想提升安防监控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让企业更多的主导标准的制定是很有必要的。其实领先企业比行业主管部门更有动力来进行标准制订工作,领先企业大多有自己的企业标准,企业贯彻实施新标准的过程,也是应用和推广新技术的过程,是提升自身产品和技术竞争力的手段,企业的技术标准反映的是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水平,如何将企业自身的标准上升到地方、行业甚至国家标准层面,那么就需要他们积极参与标准化工作。回到安防视频监控领域,关系到行业整体的关键标准,比如联网、编解码等还是应该由行业主管部门来统筹,而完全由企业自己来操作执行的团体化标准,可以先进行一些区域性的运营管理标准来尝试。
  张希明:根据《方案》的精神,“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侧重于保基本,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侧重于提高竞争力”。因此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应该定位在有前瞻性、创新活跃,能代表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从这一角度来看,智能、安全等技术发展较快,对标准化有明显的需求。同时,为了加快企业研发进程,减少重复投入,标准化战略应当立足于产业链的层次,重点关注分布于产业链各环节、生产不同设备或部件企业之间物理、信息交互接口,提供关于接口的兼容性定义。对于产业链各环节、部件内部的技术,可以交给企业自主设计和创新。在视频监控产业中,从视频传输的CVBS信号,到系统集成的GB28181协议,都遵循这一原则。面向智能技术类的标准,重点不是规定采用什么算法或者获得什么效果,而应侧重于智能分析结果以什么样的信息格式表达。同样的,安全接口标准应当能够忽略不同厂家设备、芯片间的具体差别,使监控系统中有规范的机制来保证信息传输的兼容性和安全性。
  朱兵:“领先企业”需要赋予一个明确的定义,即技术主导者要具备产业链运作的意识和能力。作为一种技术标准的推广,主导企业以一种共赢的态度和产业中的各种角色合作。行业现状鱼龙混杂,生产的无序导致产品款项众多,OEM代生交错,产品质量堪忧。产品挂羊头卖狗肉、规格缩水、私有协议横行,无法互通、无法互解已经成为行业惯例;不同前端,不同平台版本混乱,现场版本众多,互通需要自带对方软件成为必需……这些都是可以进入团体标准操作层面的。
  《中国安防》:您认为将团体标准转化成事实上的可执行的被市场采纳的标准,其中关键的因素有哪些?
  魏一:首先,是要发挥行业协会的领导作用,行业协会是政府、企业及相关技术机构之间进行沟通和联系的重要纽带,既可向企业传达政府的政策,也可向政府表达企业的诉求;既可协调各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又可组织科研院所、检测机构、企业等共同开展工作。因此,行业协会是组织制定社会团体标准的核心力量,行业协会组织的好,团体标准就成功了大半。其次,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参与标准制定的作用,尽量不要对标准工作设立各种门槛,搞行政许可、市场准入,这样会挫伤很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另外组织专家工作也非常重要,专家层面要广、不要设小圈子,专家要在标准工作的至始至终都能起到关键的引导和决策支持作用。另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检测机构也要应积极参加到社会团体标准的制定中来,这样才不会让标准跑偏,才能制定出技术指标先进、操作性强的团体标准。当然积极要求主管部门协助和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李渊:成功的团体标准的产生,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加强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正如《标准改革方案》提到的“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团体标准发展指导意见和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对团体标准进行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监督。”因此对团体标准“去行政化”不意味着撒手不管,必要的引导和监督是不可或缺的。二是尽快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指导性文件,对标准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非法行为从制度层面上进行规制,对于违法违规者要给予严厉处罚。
  张希明:政府制定的强制性标准有强制实施力作为保证,即使是推荐性标准也因为有政府背景,容易被市场采纳。而团体标准没有这种优势,因此团体标准要被市场采纳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稍微观察一下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团体标准,如Onvif、USB、SD、HDMI和DVD等。这些标准组织的特点是非常活跃,标准更新频率比较快,制定出来的标准非常贴合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标准均是开放性标准,能够获得产业链广泛支持,代表了产业整体利益。总结下来,团体标准要获得市场认可必须做到:了解和把握市场需求,标准制定方向以市场为导向;标准内容必须体现出技术先进性,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具备更加活跃的标准工作思路和更快的标准更新频率,将自己始终置于产业标准领跑者的地位;坚持做开放性的标准,拒绝恶意和非法垄断,团结整个行业的力量把标准做大做强。
  朱兵:首先,技术所有者不仅仅要强调技术先进性,更要注意团体或联盟成员之间不可缺乏强大的利益纽带。尤其是主导企业要能让下游企业认识到,一起能从标准中获得什么样的商业利益。没有利益纽带的联盟必然是缺乏战斗力和市场占有率的,标准也就无可遵从。再有,政府和商业联盟职能不可错位。成功的标准大都是首先形成商业利益集团,由商业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支持该团体标准,如此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可以形成合力。而与此相反,如果单纯是政府主导牵头,几个厂家走到一起,商业利益就没有协调好,就更谈不上和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一致了。这样自然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因此,总体而言,对于立志在技术标准上有所作为的中国安防企业,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场开拓和产业合作上,有一定的市场实践之后再筹谋依赖政府“转正”。
  《中国安防》:有专家认为,团体标准放开虽然一方面是好事,但是也不排除利用标准造成市场竞争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团体标准被滥用的可能性有多大?
  魏一:这个有点杞人忧天了。标准是大多数企业的标准,团体标准更是如此,只要发挥好协会的统筹作用,做好专家的引导和评审工作,让更多企业、院校、科研机构参与,不形成小圈子,那么就很难形成这种恶性局面。当然即使形成了几家企业垄断标准的现象,这也是不被广大市场所认可的,那么该项标准工作也注定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不必太过担心这个问题。
  李渊:目前滥用标准的情况主要是滥用地方标准,地方标准可以是强制标准。而团体标准一般不会是强制标准,所以理论上不会被滥用。如果客户认可了某团体标准甚至某公司标准,要求所有招标企业都符合该标准,只要这是自愿非强制的,就不属于滥用,而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张希明:根据《方案》中例举的改革措施,其中“针对团体标准将不设行政许可,由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自主制定发布,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这意味着制定和发布团体标准几乎不存在行政门槛,而完全取决于团体标准组织本身的能力和意愿。由此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去行政化使得企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标准的制定主体,市场竞争驱动企业只有不断提供标准工作水平才能制定出更具有影响力、被市场接受的标准。国内企业的标准工作水平在短期内会有一个大的提升。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防“去行政化”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最典型就是个别企业为自己的利益企图操控标准,最终造成市场的非法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标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统一”某项技术/产品的规格和规范,以便本行业内不同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方案能互联互通。这种“统一”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技术上的垄断。说到垄断很多人想到的是负面效果,但并非垄断都是恶性的、非法的,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的核心技术垄断恰恰是我们需要的。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精神,只有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排除竞争,实施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垄断行为才是非法的。所以如果某一家或者几家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标准工作,排除对自己不利的提案或滥用表决权,使得制定出的标准仅仅符合这些企业的利益,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排除竞争。
  上面提到的操纵标准的制定是容易想到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较隐性的做法是通过知识产权垄断实现的。比较典型的是在标准提案中埋入自己持有的专利,而不按照普遍遵守的知识产权申明程序事先给予提示,等到该标准正式发布后再跳出来拿这些专利胁迫其他企业或故意用来误导消费者。这种行为属于滥用知识产权,也是我国法律法规禁止的。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美国高通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2013年国家标准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就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的公告。该公告规定“在国家标准制修订的任何阶段,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尽早向相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者归口单位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同时提供有关专利信息及相应证明材料,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参与标准制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未按要求披露其拥有的专利,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能将上述规定落实到位的标准组织是凤毛麟角。
  编后语:《方案》中明确指出,在团体标准工作的推进上,应选择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产品类标准较多的领域,先行开展团体标准试点工作。而安防行业恰恰属于此类行业,因此安防行业企业应该做好充分准备,抓住时机,争取将更多专利融入团体标准,推动技术及行业的进步。而作为行业协会,《意见》中也着重提出,要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因此,协会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当务之急。只有企协合力,才能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充分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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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侯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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